毋庸置疑，余华被公认为中国最重要和最受尊敬的当代作家之一。很多研究过其作品的人都承认，在读他的小说比如《活着》时，泪水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活着》讲述主人公徐福贵，从地主少爷变成穷困佃农，一生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变迁，目睹了至亲的一一离去。

对于余华以最生动和准确的方式以及直刺人心的文字来讲述人类苦难的能力，文学评论家公开表示赞赏和钦佩。然而，当我与这位中国文坛天才面对面时，却看到了一个有着异常幽默感的人。与我所想象的那个悲凉和愤世嫉俗的形象相比，坐在我面前的余华，平静，从容，面带微笑，显得轻松自在。

他衣着随性，脚穿一双时尚的白底黑色汤姆•福特运动鞋。寒暄之后，他坐了下来，我们开始谈起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同寻常的童年生活。

我评述道，“死亡是您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元素，您的小说场景有时非常血腥，暴力。您如何看待人生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做出的挣扎？”

余先生在回答之前略作思考，“我的早年生活中，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医院里的外科医生。当时单位跟住家是在一起的。我一直在抱怨父亲，因为我们家就在太平间的对面。而且我发现，过了凌晨一两点钟以后死亡率要高，那个时候经常会有哭声，几乎一个礼拜里面，你要在梦中被他们哭醒三四次，毫不夸张。”

直至今日，失眠仍是余华的一个困扰。他称他只用两成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另有四成的时间是在努力让自己睡着。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勤奋的作家。

他解释说，“每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不一样，而这与创作量是很有关系的。此外，我为懒惰的作家找了另一个理由，即使人类历史上再伟大的作家，最后被人读的书也就一两本。比如马尔克斯可能就是《百年孤独》，或许还有一两本其他的。要是读他全部的书，那就是研究者了。假如你写得过多，你写50本书的话，连研究者都不会读完的。”

除了“懒惰”，余华小说“低产”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写作品质的坚持。他指出，如果在早期的作品中建立了一定的标准，那么在之后的每部作品中，就必须延续或超越这个水准。在文学界，余华的《活着》被誉为当代经典，但在他自己看来，迄今最重要的作品是《兄弟》，讲述江南小镇两兄弟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的过程 。

“我之前还是用先锋文学的写作方式在写，到了《活着》的时候，发现这种方式写不下去了，后来我换成以主人公第一人称叙事的写法才很顺利地写完。但因为福贵是一个只有一点点文化的农民，所以他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只能用最直白、最简单的语言来写，因此这本书虽然内容沉重，却是一本人人都能很容易看完的书。

他指出，“将来我写的书，悲观来看，能超过《活着》的也很难，但作为代表作，我还是会选《兄弟》，因为这部作品更能体现出我自己所经历的那两个时代，一个是文革，一个是现在的时代。李光头、宋钢（《兄弟》的主人公），某种程度上都有我自己的经历在。”

文学批评家对《兄弟》有褒有贬。保守派认为，小说的语言和题材太过粗糙，尤其是第二部，而欣赏这部作品的人，则看到了文革和开放两个时代之间在心理压迫上的相通之处。

个人认为，《兄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不难想象，要打造出这样一部杰作，余华曾经有过怎样异乎寻常的经历。随着采访接近尾声，我仍感好奇，想更多地了解余华对当代中国的看法，因此我刻意问了一个可以展开阐述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谈话可以持续下去。

“几年前，兴起了关于中国梦而非美国梦的讨论，后者是我们所了解的一套理想。您如何界定中国梦，这与美国价值观有关吗？”

余华笑起来，“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在上海给我打电话，他是中国一家大型国企的退休老总，一向说话大胆。但他在电话里说话很谨慎，因为当时担心我的电话被监听了。他对我说，‘现在中央提倡中国梦，我感到很振奋，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能不能在选人大代表时投上一票。’

“他不是想当人大代表，而是希望在选举时，有资格去投票。然后他问我，你投过吗？我说这辈子还没见到过选票。因此他说，我想要投票的意愿，算不算中国梦？我想了想，回答说，即使不是中国梦，也是在中国做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