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徐冰的澳门个人展开幕前一个月，他的代表作之一《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遭遇撤展风波。作为美国年度最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展《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当中的重要展品，《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和其他两件与动物相关的作品遭到动物权益支持者的持续施压，迫使主办方决定撤下这三件展品。然而馆方这一行为又招致艺术界的强烈批评，认为这一决定是对艺术自由的重创。

《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1994年的最初版本里有一公一母两头活猪，它们在北京的一个早期非正式艺术空间里当着观众的面交配，猪背上印着用罗马字母和他发明的天书文字。有意思的是，人们之前担心的猪会“怯场”的问题并没有发生，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做爱”的尽兴与旁若无人，将观众置身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这件作品突出反省了被“文明”烙印过的人类面对原生态的尴尬与局限性。

现身澳门时，身处风口浪尖的徐冰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倒是颇为淡定，或许是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的作品受此对待。1988年徐冰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其最著名的作品《天书》时，即饱受当时官方媒体的广泛批判。但这部作品随后多次在海外展出，并令徐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在国际艺术界崛起。

他在澳门的一次公开讲座中提及此事：“这件事其实给了我很多反思。由于美国在动物保护领域的政治正确，限制了艺术家的表达自由。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政治正确来对你的作品进行限制。但不管在哪里，都得懂得怎样使用和转换这种限制而获得更大的创造力。而怎样把限制性运用好，这是艺术家的能力。”

这其实也代表着徐冰一贯的创作态度，即他所在意的并非艺术本身，而是如何把“社会现场”的能量和“社会创意”的启示转化到艺术创造当中来。紧紧抓住时代，发掘“社会现场”的创造力，为徐冰在艺术创造上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出生于1955年的徐冰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在北京及纽约两地工作和生活。他的作品曾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多个世界知名艺术机构展出，亦多次受邀出席威尼斯双年展、悉尼双年展等国际展。

在徐冰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文字”是其诸多多元创作之中脉络比较清晰的一个线索。文字既为徐冰的创作提供了资源，又是他创作的主题。

这次澳门展以“徐冰的文字”为主题，展示了艺术家的重要创作三十件套，以及艺术家在通向这些成功作品的路上所做的相关实验、勾画的草图，试图在主线和其他各种线索的多维性基础上，为观众梳理出一个脉络。当中部分展品此前甚少展出。

此次展览不仅向观众展示一个艺术家多年来的艺术创作成果，同时立体呈现了徐冰艺术创造的逻辑思维。多件徐冰具代表性的大型装置作品被分布于艺博馆三层展区，展示面积达1,350平方米，完整再现了徐冰作品的视觉冲击。

徐冰的作品尽管庞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内线，即都在试图探索人类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他坦言自己喜欢做现有的人类知识概念范畴内还没有的东西，并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制作出一些超出常人思维范畴和知识概念范畴的东西，再交给理论家或学者分析判断，挖掘出新的概念。

在其此次短暂的澳门之行中，《品》数次直接对话徐冰，希望从本刊视角为读者展现这位艺术家的真知灼见。

徐冰谈文字

“我对文字的理解，首先，我使用的其实都是文字的外壳部分。文字的实质是它的工具部分，就像点心是用来吃的，但文字的外壳，就像是点心的包装盒，我倒觉得这个包装盒具有文化含义。我的这些跟文字有关的作品都是在包装盒上下功夫。

“我之所以觉得文字的外包装重要，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实在是太特殊了，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的性格，深挖下去都和文字的性格有关。

“比如中文的阅读和英文的阅读不同。英文的阅读是线性的，而中文的阅读是立体的，因为每一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比如汉字‘寒’，上面宀就是房子，中间的几横是人，旁边几撇是草，底下两点是冰。几千年的这种阅读，影响了我们思维的立体性和丰富性。

“我的这些作品虽然有着对于文字的戏弄和调侃，但也其实带有很深的对文字的敬畏。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经历了文革，缺失了教育，加上我自己的父母又都在北大这么一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关系中，所以我和文字之间有这么一种很别扭的关系。

“文字通常是通过传意、表达、沟通起作用，我的‘文字’却是通过不沟通、误导、混淆起作用。我总说, 我的‘文字’不是好用的字形档，更像电脑病毒，却在人脑中起作用。在可读和不可读的转换中，在概念的倒错中，观者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知识概念被打乱，思维的惰性受到挑战。也因此在寻找新的依据和管道的过程中，思想被打开更多的空间，令其警觉文字，找回认知原点。这是我的那些‘文字’的作用。”

徐冰谈创作

“文革之后我重返城市。我阅读一切可以到手的书籍，以及像其他人一样读很多西方理论的翻译作品。之前在文化上是饥饿的，所以一有机会就狼吞虎咽。但后来发现这些过去很期待的东西，得到之后实在是和我的期待不同，所以有一种很深的无聊感。因此那会儿就特别想做一本我自己的书来表达这种感受。

“于是我就把自己关起在一个小屋子里开始刻这些‘天书’（艺术家自己创造的伪汉字），做这些谁都不认识的字，一刻刻了一年多。我觉得刻这个字特别舒服。面对这些包括自己都不懂的文字，入刀和新鲜的木块之间的交流让我觉得充实，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推进。

“我后来发现，一个人的创作动力和生命动力本身，就是不断地去寻找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让生命投入到这个时间段，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感和充实感。

“到底做什么以及是不是做艺术都不重要。但首先你做的东西是应该值得做并且没有人做过的，同时又对社会有益的，还要具有创造力。这个是我的基本要求。”

徐冰谈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的经济崛起一定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对中国艺术家有帮助和推动力的。市场化、市场价格、艺术价格的提升，其实都会引起世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这是它客观地帮助。

“但是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因为人类的发展包括科技的进展都太快了，我们旧有的主义、价值观等其实都在开始瓦解和崩塌。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好是在崛起的，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新的文明方式。

“我之所以回到中国工作，是因为真的觉得这里是一个极具实验性的地方。这个地方真的给我们太多的启发、太多的可能性、太多的空间，以及太复杂的问题。如果中国的这种寻找最后是获得了一种成功，或者是得到一个结果，从而为人类整体的下一个阶段的文明提供了参照性和提示性，这个时候，中国艺术家就变得重要了。如果是我们找不到未来的文明的方式，那么中国的艺术家都不重要。因为艺术的核心不是作品本身。

“为什么上个世纪的美国艺术家那么重要，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提示及揭示了上个世纪美国文明的精神——而那种文明是重要的，因为它推动了人类整体的文明的进展，所以他们的艺术家都重要。

“今天的艺术家，谁可以像安迪沃霍尔揭示了上个世纪美国文明的精神那样，揭示今天中国的文明的方法和核心精神，那谁的艺术可能就重要。而也取决于这样一个文明的探索是否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